前些年,墨镜导演王家卫从崔永元那里拿走了一个故事版权,说要改编电影。故事的版权期是5年。转眼两年过去,资料和时代背景如痴如醉地整理了不少,可电影还一点动静没有。


墨镜王跟他说:“小崔,很可能5年过去了,我还没开始拍呢,到时候我们得再续。”


王家卫的“慢”让崔永元有点慌张又震慑:这家伙“要构建的不是一部电影,而是一个时代啊”。可在这个效率衡量一切的社会,作品必须马上完成,时间就是洪水猛兽。崔永元心里也犯嘀咕,20岁时,一切皆可;50岁后,时不我待。这世界上像王家卫那样的疯子,不多。在小崔家里,书柜里的好些书翻都没翻过,没时间。他跟朋友自嘲说,书摆在那儿就像行为艺术。



不过,也就是在这两年里,崔永元搞了不少事情:痛斥转基因利益链,成了公众认知“反转”的领军人物;怒怼女神范冰冰,揭露“阴阳合同”,在公众眼皮底下爆出了娱乐圈的洗钱和漏税黑幕。


同样是靠“说话”为生,蔡康永的“说话之道”叫人领略什么是高情商的如沐春风;而崔永元的“说话之道”却是硬碰硬地得罪人,近乎一场场“战斗”。在媒体的采访之中,崔永元说,“我就是中国的堂吉•诃德”。从一度抑郁、淡出公众视野到重新占据公共话语,他把自己搞得有点火,有点危险,朋友圈里一度流传他“有今天没明天”的猜测,颇有些悲壮、爆裂甚至荒诞的意味。


似乎,少有人能在民众之中做到小崔那样情感和认知传播的能量与强度。在他惹起的巨大声浪里,支持者与反对者同样激烈:看笑话、冷嘲热讽、全面围攻者有之,爱戴、守护、牵肠挂肚者亦有之。除了舌尖上的战争,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也在持续运转,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了口述历史的工作上。作为一个资深影迷,崔永元还监制和导演过电影,今夏他的文献纪录片《您一定不要错过》也上映了,尽管并没像他的言论那样激起舆论的热情。



2018年12月,由磨铁图书策划,崔永元最新作品《有话说》正式与读者见面。这个以“说话”为生的人,时隔十余年再度出书。崔永元自己觉得这本书的节点很有意义,就像人生的起承转合,“其中很多都是笑过、痛过之后的感悟,再好的编剧也编不出来”。他在序言里写:“声音很多,声浪很大,你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你想要的答案,也可能在这里发现更多的问题,关键看你是来看热闹的,还是来看门道的。”


《有话说》

作者:崔永元

版本:磨铁|浙江人民出版社

2018年12月


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


崔永元有过很多人生理想,多不靠谱的都有,但从来没有一个选项叫“成为一名主持人”。他甚至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,事情只是机缘巧合。什么时候开始享受说话这件事儿的?“应该是某一天突然摸到了电门吧。”


很久很久以前,崔永元做的一期节目让他懊悔了好多年。策划人请来贾平凹,那期节目就叫作《大学里来了个贾(假)教授》,整场他都在自以为是地批判这个“假,教授”。此后,崔永元光是给贾平凹道歉就道了三次。他说,“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,慢慢找到说话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真正的价值和秩序,也慢慢抛弃掉那些说话之外的光环和杂念,真正享受说话本身。”


主持人似乎是“说话”的主角,掌控全局的引导者。今天从主持人改行做大学老师的崔永元,不再认同这个说法。“为什么总要别人去适应你的世界?”小崔觉得,人啊,“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”


“在以前无比辉煌的时候,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称为名言警句。现在那个时代过去了,我也在微博上恢复了普通人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出版的这本书,我会觉得特别珍贵。”


以说话为职业,干了这么多年,小崔的“说话之术”也在演变。“曾经我们总想着一定要感染千万人、影响千万人、纠正千万人、指引千万人,我们有那么多规矩和套路,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开始做一件事”;今天他反而觉得,每一个思想都是独特的,每一个说法都是独特的,每一个做法都是独特的——这些做法都值得尊重,而其中很小的部分是值得借鉴或者效仿的。


小崔的说法,大概与他力推口述史的精神是一致,“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作者,都可以写一本有关自己心得和经历的书”。


小崔也是个“猫奴”


“我会觉得我的宿命感很像《小城之春》。可能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,自己觉得特别好,有那么点儿了不起,然后等到纪念我逝世95周年的时候,大家才突然发现,原来那个叫崔永元的人,还曾经养过一只叫安娜的猫。”


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崔永元也是个“猫奴”。喜欢养猫,并且如醉如痴。他可以和猫们搏斗一晚上,谁都别睡觉。他甚至把猫视作历史的一部分,“你看,每只猫都是这个时代的样本,天生自带故事。跟人一样。”


崔永元的猫,安娜。


“我养了一只猫,名叫安娜。当别的猫靠近她的地盘时,她就会摆出一副‘老子弄死你’的架势。而当她撒娇卖乖的时候,她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和顺温柔的小姑娘。她知道我所有的事,一般不发表见解,偶有一次评价,往往一针见血、一剑封喉。所以在说话这件事儿上,她远比我厉害。”


崔永元写猫时的溺爱,跟其他猫奴没什么不同。他甚至把猫上升到了一定高度:每只猫(每个人)都是这个时代的倾听者和表达者。


55岁的崔永元已经进入人生后半程。他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是个太喜欢玩儿的人了,只是各种各样的喜欢在前半生几乎没怎么实践,在后半生里总得实现那么一两个。“不过,总有一些内核不能丢,比如要一直坚信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,一直坚信每个人都自带技巧,独一无二”,他说。


崔永元的执拗,体现在于对理想世界的执拗。他与抑郁搏斗过,“其实,这么多年我也一直问自己,为什么我不能像别的主持人一样,很单纯地享受做节目的快乐以及因为做节目而带来的成名的快乐,就是走在街上谁都认识你,走到哪里人都对你充满善意的那种快乐。我报过案、排长队买过东西、出差坐过火车和飞机,几乎都能受到非常好的待遇,比如升舱或者让我先上,哪怕是出门买一个小糕点,也会有人说:‘你等一下,我给你拿一个新出炉的。’我应该特别高兴的对吧,至少按道理没有理由不高兴,但好像就真的高兴不起来,我的朋友都说:‘你太矫情了,你这个人没法养!’”


为什么会这样?“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文明的国度,每个人都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和尊重”,崔永元会因为自己的“特权”而感到不安,这可能是他与大多数特权者的差异。在现实里呼吸、自处和与人处,他最终还是有点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——半是与生活和解:“我们永远做不到为大众活着,但也千万别把自己丢了。”


崔永元很爱台湾导演蔡明亮,他热爱那些非常典型的蔡明亮式镜头。后来加了蔡明亮的微信,每次都想跟蔡导聊电影知识,蔡导却只回复哪顿火锅吃得特好,哪个戏院不错之类的。这也是对生活的挚爱。


蔡明亮电影《你的脸》


蔡明亮的电影《你的脸》真正体现出“每个人都普通而平等”的事实。影片只有13个镜头,镜头中只有13张脸,每个人五到十几分钟不等。没有机位移动,时间仿佛静止,有人哭了,有人笑了,有人一直沉默,有人睡着了,也有人把头转了过去,没有人讲一句话。


崔永元看这部电影,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就开始掉泪。

 

“每个人背后都有属于他自己巨大的喜怒哀乐和起承转合,有时代的因素,也有自己的痕迹,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,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好好地去看看眼前的一张张脸了。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,生命就是这个样子,残酷又真实,你看就好了。”


“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人生啊。”


访问:崔永元《有话说》

(以下访谈内容由图书出版品牌“磨铁”提供)


Q1:距离你上一本书的出版已经有十几年之久,此时的这本书对你来说,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?


崔永元(以下简称崔):直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当年写作时候的心态,甚至是当时自己人生的状态,直愣愣的,傻乎乎的,特别真实,总想着可以拥抱世界,感受社会温暖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,看到了很多年轻时候不曾看过的事情,也经历了很多年轻时候不曾预设过的经历,所以才叫人生。经常想象自己的新书会是什么感觉,其实就像壁炉里的一节木头,如果你还会觉得里面有那么一两句让你感受到温暖,就像大家喜欢彼此拥抱、互相爱护一样,那么对我来说,就足够了。



Q2:关于谈话、梦想和人生,你现在有了哪些新感悟?哪些东西又始终如一?


崔: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终于想明白了。以前说起这三个词还有点儿青年诗人的感觉,很抒情,特别阳光灿烂,特别春光明媚。直到现在,才真的敢说想通了这三个词,但是想通之后不是一身轻松,而是真真切切觉得每个词都非常沉重。但更幸福的是我现在在学校做教授,带学生,可以把我的这些感悟早早地分享给当下的年轻人,不敢保证准确,但是真诚提供他们参考,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,也会遇到风浪,我不希望他们猝不及防。



Q3:你在书中关于说话之道的分享,更多侧重于“道”而不是“术”。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,学会“好好说话”,享受“好好说话”,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?


崔:很显然,相对于“道”,我们今天是一个更加注重“术”的时代,各个行业都是如此。简单举个例子,“术”是技术,“道”是创新,如果不懂得思考,思路和能力降低了,技巧肯定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具体到任何事情,包括说话,都是同样的道理,每个人都天生自带技巧,故事脚本独一无二,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知道“为什么说话”,然后才是怎样说话。



Q4:你说“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倾听者和表达者”,这句话如何理解?


崔: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句话中的顺序,首先是倾听者然后才是表达者,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表达的欲望特别强烈,但是倾听的欲望越来越差,甚至你都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表达。先听,好好听,这不仅仅体现在人际交流,也是媒体与媒体之间,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交流所必须关照的事情。很多时候,错的从来不是表达者,而是倾听者。



Q5:你提到自己前半生的理想几乎都没有实现,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可以有新的尝试和可能。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会在哪些领域有新的尝试?


崔:前半生的理想几乎没有实现,是因为我一直处在一个莫名其妙被推上去的状态,想学俄语结果学了新闻,想当新闻记者却当了主持人,想当一个主持人结果发现不一定会有那么多表达上的自由。折腾了那么久,终于回到了学校当老师,突然发现这个职业让我觉得特别幸福,有很大的自由度,可以和学生进行交流,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知识远比你想象的要扎实,甚至思路也远比自己要清晰,上课的时候不是在等你传输正确的观点,而是交流和讨论,我现在看的很多书都是我的学生帮我推荐,他们的阅读量要远远大过我,真好。


生活上,我是一个太喜欢玩儿的人了,喜欢养猫,并且如醉如痴,可以和他们搏斗一晚上,谁都别睡觉,就是让他听我的话。还喜欢养狗、金鱼、兔子,喜欢放电影,喜欢玩儿蒸汽火车的模型,喜欢看参天大树,有各种各样的喜欢,前半生几乎没怎么做过,现在开始进入后半生,总得实现那么一两个。



Q6:你在书中分享了一些看起来可能“不合时宜”但“活得极致”的人,包括王家卫、蔡明亮甚至是贡斌、王朝阳。作为朋友,你从这群人身上看到哪些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想法?


崔:这些人就是在玩儿啊。一开始我特别崇拜他们,由衷觉得他们都是大师,奔着非常崇高的境界想要认识他们,等到真的结识成为朋友,才发现他们自己和自己就可以玩得简直如醉如痴。比如王家卫,拍个电影怎么那么慢啊,一拍拍五年,跟他聊天发现哪是就拍个电影讲个故事这么简单,恨不得在镜头里要把一个时代、两个时代的世道人心都装进去,他不会在乎你是否能看懂,他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放进去。


蔡明亮,我们俩加了微信,我特别希望他给我讲讲电影知识,结果他总是告诉我去哪里吃了顿火锅特别好下次你一定得来。因为他对生活极其热爱,所以他才能把生活拍得那么真实美好,才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规规矩矩的电影,他的每一个电影都像一个有梦想的人吹了一个大大的泡泡,特结实,戳不穿,捅不破,美丽得不行。


Q7:如果说贡斌是为了纸活着,王朝阳是为了翡翠活着,杨丽萍是为了舞蹈活着,那么,你是为了什么活着?


崔:为了向他们学习活着,为了靠近他们活着。


Q8:你在书中提到自己的宿命感很像《小城之春》,要非常多年之后才能被人看到,这是悲观还是淡然?


崔:其实这要看你怎么理解,现在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很多种选择,就别去选择悲观了吧。当年的费穆先生是非常落寞的,电影票房不好,口碑不好,他很难过,也写过文章为自己辩护:这是一部好电影啊,你们只是看不懂而已。这是独属那个时代的悲哀,今天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很多的机会,但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前提,做自己真正喜欢,做完自己真正满意的事情,就足够了。其他,远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

Q9:你说现在自己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了口述历史的工作上,也非常高兴今天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。你对年轻人可参与口述史有什么期待?


崔:应该是规则。十年前很少有人知道口述历史,但是今天,你会发现已经变成了一个热词,这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,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热情和态度,所以越到这个时候,我越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把它当做一个学科,懂得更多的规则,变得更加专业,把它放到更加学术的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。是什么,怎么做,怎么研究,咱们介入。


Q10:当下选择回到传媒大学教书,你希望可以教授、传达或分享给今天的学生一些什么?


崔:一种互相教育,共同成长的感觉。教育的乐趣,就在于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,再从别人那里汲取到营养。


Q11:你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、被时代选中的一类人吗?


崔:从来没有。因为几乎干什么都没有合自己的心意吧。


Q12:如果人生可以重来,你希望可以回到哪个年代?


崔:山顶洞人时代吧,后面都太复杂了。


Q13:今天的你,开始享受说话了吗?


崔:还挺享受的,最重要是和学生在一起,和他们的交流非常享受。


作者: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

编辑:董牧孜   校对:薛京宁